今日是国际读书日,这是一个关于人与书的节日,也是关于书与人的节日。
书与人的相遇,看似是人单独面的找寻,但书也在默默地等候。比起那散发着崭新气味的新书,旧书更有一番深重的心意。博尔赫斯将书比作人类最拍案叫绝的东西,其他东西都是身体的延伸,唯有书是幻想力的延伸。但旧书不仅仅幻想力的延伸,更是时刻的延伸,与情感的延伸。旧书暗黄的册页与脆韧的纸张,是年月的痕迹,而册页的折痕和书边的批注,则是情感的铭印。从旧书中读出的不仅仅书中的内容文字,细腻的眼睛,更能从中看出往昔年月中上一任主人给它留下的绝无仅有的符号——那字句下的划线,从前让一颗心灵发生共鸣;那册页上的折角,从前让一双手一再在那里逗留。书中的一张字条,是一段旧日的回想,言外之意的批注,记录着创意闪现的一刻。
4月中旬,在天津鼓楼旧书市选书的人们。(新京报记者 李阳 摄)
在本文中,咱们请前史学家杨念群、王东杰等评论周刊老朋友与咱们聊一聊“书与人”。以下为他们的口述收拾。
本文出自新京报·评论周刊2024年4月19日专题《旧日书》中的B04-05版。
杨念群:旧杂志上的旧文章,让我突寒酸观念的捆绑
人的终身可能会读过许多书,也触摸过许多文字,这些书或许文字究竟对其人生的生长有多大含义往往是含糊的,不简单那么承认。我的读书阅历也是如此,我回忆力并不好,所以特别忌讳谈什么读书阅历,由于在我的阅览生计里,并没有哪一本必定形象最深,或许带有决议性的人生攻略作品留在了回忆中。仅有有一篇文章却是个破例,那便是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写的一篇讲演词《存在主义便是人道主义》,这篇文章被翻译过来最早宣布在1980年的《外国文艺》杂志的第5第6期合辑之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我国正逢变革开放初期阶段,对外国小说或许社会科学理论的翻译适当稀疏,翻译成中文的西方短篇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也不多。所以当我读到这篇讲演时有一种突遭触电的震慑感觉。
1980年的《外国文艺》杂志,这本杂志从前敞开了许多年轻人的视界。
这篇讲演词是萨特为了回应学界对《存在与虚无》这部存在主义经典作品的误解而写,讲演中提出的一个最重要出题即“存在先于实质”,这是个哲学出题,一起也是一种做人的根本情绪。粗心是说,以往人们做出人生挑选往往要依靠天主的睿智,由于天主有权决议一个人所度过的人生含义的“实质”。而作为无神论者的萨特却认为,“人”作为一种存在主体,应该先于各种外在标准挑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举动逻辑。本来咱们遵从的是“实质先于存在”的准则,现在反而应该倒过来着重“存在先于实质”,便是真实建立起人类的“主体性”。
记住其时阅览这篇讲演时并非是把它当作一篇朴实的哲学文章来看的,也不是为了参加“存在主义”哲学观的评论。而是“存在先于实质”这个出题深深触动了我的心里,由于在我上大学时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变革才刚刚起步,各种新思潮不断涌入,让人目炫缭乱。而各种曩昔遗留下来的旧观念对人们思想的捆绑仍是适当严峻的,新思潮的呈现不时遭到镇压和质疑。怎样发挥人的主体性,突破陈腐思想的收罗,特别是现已死板备至的各种教条化思想的捆绑,是摆在每个我国人面前有必要答复的一道难题。而萨特这篇文章的启示是,作为年轻一代,不便是要突破那些作为“实质”的官样教条思想的捆绑,斗胆把本身主体的“存在”意向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吗?不便是要用自己的考虑(存在)去代替那些早已过期的“实质”规定性吗?
这篇文章还指出,要让每个人一旦做出挑选后就要勇敢地承担起职责,假如把这个出题转换成每个我国人的实际考量,那便是当你做出人生挑选时,有可能会遭受困难和各种抵抗,可是有必要提早把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包含好的和坏的结果都尽量考虑在内,当遇到各种日子的阻力和妨碍时,面临可能发生的结果,要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职责。这为我建立突寒酸思想收罗的勇气和决心,供给了一个很恰当的理由。回忆这段阅览阅历,我有时会自问,在当今日益喧嚣浮躁的杂乱社会气氛里,你是否仍然保持着那颗“存在先于实质”的挑选初衷呢?是否渐渐被各种新的“实质化”教条所腐蚀堕落,丧失了自我“存在”的感知才能了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我又在三十年后重读了萨特的这篇文章,意图不仅仅为了怀旧,更是想从头承认自己仍然还有挑选“自我”存在方法的才能。
王东杰:本不必有什么“必定”
我想起一本英文旧书,以赛亚·伯林的Historical Inevitability(《前史的必定性》),一本薄薄的精装小册子,是他1953年一次讲演的稿子,今后收入了鼎鼎大名的《自在四论》里。
我终究没有找到那部原版的《前史的必定性》,但好在,这本书在2003年翻译成中文,收入《自在论》中了。
这本书是我读硕士时分淘到的,正好三十年前的事。有一度同济大学图书馆出卖英文旧书,我不太清楚那些书是怎样来的,一屋子都是,车载斗量,隔三差五就会换一批,好像都是从美国海运过来的。很廉价,复旦许多同学都跑去淘。我常常跟哲学系的朋友、现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作业系的王瑞鸿教授搭伴儿。
淘英文书不简单,前期有许多妨碍。一个是学术上的:许多人的姓名闻所未闻,不知道哪些书重要;一个是生理上的:书脊上的字是横排的,不像中文书是竖排,读起来很便利,英文书得把头侧曩昔念。英文水平缓学术水平都有限,淘得很累。后来渐渐摸出点门路:不看大开本的,不看封面花里胡哨的,那许多都是教材,或许盛行小说。
就这么着,歪打正着,淘了一些后来才发现很重要的作品,这本书便是其中之一。其实买它的时分,我还不知道以赛亚·伯林是谁,我仅仅对这个标题有爱好。所以我很走运。读了之后,大受启示,知道“前史的必定性”隐含了对个人品德职责的扫除:假如咱们的所作所为是被身外的某种无可抵抗的要素所决议的,咱们当然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担任。可是这是很荒诞的。它很简单导致一个人随心所欲。自在包含了职责,前史的必定性和自在相对立。我便是从那时起,在我的认知字典里删除了“必定性”这样的字眼,今后我写论文、写书,从不运用这个词。
那时分,咱们住在复旦南区,交游于校本部、文科图书馆和我导师朱维铮先生家,都要穿过许多居民区——复旦许多地盘,是和校外的人稠浊在一起的。常常,在落日西下时回宿舍,要经过一片菜市场,我都看到一个老太太在捡烂菜叶。我不知道她的阅历,是不是一位刚下岗的工人?落日映在她的白发上,一片绚烂,令人目炫——我不大清楚脑海中的这幅画面是我的回忆仍是幻想。
1990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起飞,许多人一会儿有钱了,许多人仍是很穷。许多有钱人说:那有什么方法?经济要开展,社会要前进,原始堆集当然很严酷,但都要经过这个阶段,这是前史的必定性啊!那时分我现已读了伯林的《前史的必定性》,我对说这些话的人说:瞎说!我不相信这几个字。后来在课堂上讲“史学概论”,谈到前史的必定性,我总会说起那个捡菜叶的老太太。我想,我还会说下去。
胡成:我等在旧书摊前,仍然希冀着那从前的求之不得
类似少年听雨与当今听雨的不同,不同阶段关于旧书的取舍亦不相同。
少年,不光没有歌楼,书也很少,城里只要一家新华书店,所以一应不是当下出书的旧书,都极可贵。也没有固定地址的旧书店,行踪飘忽的几处旧书摊,便成获取“曩昔出书物”的仅有途径。
校园邻近,那时地属市郊,街后连排的平房,几条窄巷,我回忆最深的旧书摊就在某条窄巷路口。一辆平板车,木凳撑起车把,摆平的板车上乱七八糟地摆着各种旧书。
摊主,一个老头儿,就住在窄巷深处,大约做着收买旧书废纸的营生。邻近拾荒的,或许蹬着三轮走单帮的收废品的,会把旧书转卖给他。他给的价格,天然会比废品收买站论斤约的价格高一些。
渐渐地,知道这处旧书摊的人越来越多,去晚顷刻,好书便无踪迹。
大约晚我一两年,有个矮胖的总是剃着平头的男人总比我先到书摊,而自从他呈现,我几乎再也没有买着像样的旧书。
又过一段时刻,平头男把老头的内幕探问清楚,干脆也不在巷口等候,而是常常直接登门,先把有价值的好书一网打尽。但他并不看书,仅仅也想做点儿旧书生意,所以就在我住的小区邻近租下一间平房,作为他的仓库。
有天,梅雨后初晴的日子,他招待着路过的我进门去看他的战利品。门前码着一地的书,晒晒太阳,褪褪潮气。真是有许多我求之不得的好书,比方我只买着两册的人民文学出书社精装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其他几册。
《巴尔扎克全集》,人民文学出书社1986年版,是傅雷先生翻译的。
他天然能够转卖给我,可是要价却比老头儿贵上五倍都多,而我却是囊中羞涩的学生。
后来老头儿的旧书摊我去得越来越少,由于再难买到什么好书。除非平头男偶然几天没有曩昔,还能有几本漏网之鱼,比方中华书局初版的《柳河东集》,但这期望现已迷茫得近乎于无。
当今尽管鬓已星星也,好在那些本来求之不得的旧书,却已垂手而得。
可是求之不得,才有志愿搜藏,垂手而得,也便无所谓具有。所以总算觉悟,我或许咱们认为自己爱的是旧书,实际上爱的终归仍是求之不得。
所以现在的搜求旧书,却已不再是那些一般的现代印刷出书物,而是古籍,无所谓有用仍是无用,有所谓的仍是宝贵、稀有与难以搜求,比方稿本、抄本。
当然,清代曾经的善本价格也非我等能够承受,生平买过最贵的一册稿抄,若干年前购自甘肃省定西市,清光绪年间的《续修陇西县志稿》,彼时陇西士绅撰写是书,却因时局动荡,地瘠民贫而未得排印,仅存此稿抄本一册。我曾企图点校此书,却因所记内容许多有违当下民族政策,因此功败垂成。
不过常常看见,我总还会想起少年的梅雨初晴后,那间平房里晒着太阳的几册《巴尔扎克全集》。那时若是可得,我会逐页读完,而现在我若得着,哪怕贵重千万倍的古籍,也仅仅草草翻过,然后置之不理。
黄博:旧书堆里的瑰宝
书的生命,当然不以新旧而论,不过旧书如老酒,越久越醇,越久越有故事。
还记住十岁左右,彼时尚在读小学的我,由于暑假无事,已正在家中发了几个星期的呆了。有一天忽然收到住在重庆市区的舅舅来信,邀我去他那里小住几天,并说他家里有一批放置的旧书计划送给我。听到有免费的书可拿,我欣喜若狂,不等爸爸妈妈放假,固执要马上去重庆。我家其时住在离重庆市区有八十多公里的长江边上的一个棉纺织厂里,从那里坐船去重庆,由所以上水行船,最快也要七八个小时。这么长的路程时刻,爸爸妈妈当然不同意一个小孩子单独出远门。不过赖不过我的软磨硬泡,加上托了几个正在跑船的熟人,我总算坐上了去重庆的夜航船。
这次重庆之行,我从舅舅那里背回了二十多斤重的一大堆旧书,整个暑假都浸泡在文字的海洋里,这大概是我最早体会到阅览趣味的一次机缘吧。在这批旧书里,其时最招引我的是周振甫的《诗词例话》,这是一本议论怎样鉴赏古典诗词的小书,由我国青年出书社于1962年初版,我得到的是1979年的第二版,这书的年纪比我还大啊!书中摘选了许多古代诗话和词话的原文,辅以作者精妙的解题和点评,让我第一次发现,在记住作者和诗词的创造布景,翻译文句粗心、提炼中心思想等语文课的诗词读法之外,诗词还能够这么读!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周振甫,乃是有名的我国古典文学研讨的咱们。
《我国古代笑话选注》《诗词例话》《两宋后妃业绩编年》,好在最初在旧书堆里淘出了这些瑰宝。
读大学的时分,我晚上最喜爱去闲逛的是校园邻近的一条专卖旧书的大街。那时一到黄昏八九点钟,路上满是摆地摊卖书和买书的人。不过由于囊中羞涩,我常常是去凑个热烈罢了,只看不卖,过过干瘾。不过,有时见到一些非常美妙的书,也甘冒着苦一苦肚子的无法,豪掷“巨款”将书拿下。现在放在案头常常还会翻翻的《我国古代笑话选注》,便是当年花了五元钱,饿了一顿饭买下来的。这本书是北京出书社1984年出书的,在我读大学的2000年左右,已是有十多年前史的旧书了,到今日,则已足足有四十年之久的前史了。本书从古籍中摘抄了许多搞笑的片段,然后辅以注解。一边能够学习文言文,一边又能够放松心境,真是一箭双雕。说实话,书中的许多选段,假如按某一个主题串联起来,再添枝加叶地用现在盛行的前史小说的笔法从头写一遍,完全能够做成一本让现代人看古人笑话的畅销书。
说起这个,其实旧书里不乏许多由于各种原因此被沉没的畅销书种子。比方《两宋后妃业绩编年》,便是这样的一部被忘记的瑰宝书。这本书是巴蜀书社于1997年出书,作者从宋代史籍中摘抄出了有关后妃的纪事的原文,再按年编列汇为一编。尽管难免有许多遗漏之处,但也算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宋代后妃的大事编年。我知道这本书,我读研讨生的时分,在校园的图书馆里第一次见到此书时,它已是一本出书约有十年的旧书了,但仍然让我就眼前一亮。惋惜由于出书太久,其时市面上现已买不到了。
走运的是,多年之后,我居然白嫖到了这本心心念念多年的老书。2011年,其时我刚博士结业留校作业的时分,在巴蜀书社作业的朋友说社里有一批库存的旧书能够相赠,我就厚着脸皮向朋友要来了这本《两宋后妃业绩编年》。不过,由于纯是史料汇编的编制,这本书其实并不合适拿来作消遣式的阅览。下手之后,一向放在书架上现已多年,很少细心品读过里边的内容。由于其时的我,其实没有了解到这本书真实的价值。这几年宋代宫殿剧盛行起来后,才发现完全能够在这本书的史料基础上,将两宋后妃的业绩从头收拾铺陈,搞出一部现代古偶大剧,也不是不可能啊!事实上,宋代后妃们的故事,适当契合现在最盛行的所谓宫斗大女主的爽文体裁,而这本书里类似的材料几乎不乏其人。
朱琺:《一千零一日》,是的,我没写错书名
“一千零一日?”没错。按照《一千零一夜》的格局,也译作《天夜日谭》。此外,还有第三个姓名叫“Hesarlek pus”,意为“千日谈”。听说,十七世纪时分,法国学者彼狄斯·迪·拉·克罗依克斯(Pétis de la Croix)最早将《一千零一夜》译成了法文,可是不曾排印,手稿至今犹保存在慕尼黑图书馆。听说,正是他,还将《一千零一日》译介到欧洲,却直到百年之后的1785年,才由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出书社出书。在十八世纪的法国,还有《一千零一刻:鞑靼故事》(1712)和《一千零一时:秘鲁故事》(1759)这样的传奇故事集,把《一千零一日》视为这种时代风气的产品,好像并无不当;能够经过本书来查询经典的丛生、故事的演化,以及真迹与伪作之间、叙事者与作者之间奇妙杂乱的相关。书中记有一些叙事母题,或许为今人援认为典故,比如:所罗门王的指环,图兰朵公主的难题,以及作为故事集主线人物的“克什米尔公主”。本书结构与《一千零一夜》及《五日谈》附近,克什米尔公主的奶妈苏特鲁美妮(一译毛姬·芭赫尔)是故事的叙述人。但它遵循自书名而起与夜谭相悖的方式,连故事主线的设定都是相反的:《天方夜谭》是缘起于不忠及厌女症;而《天方日谭》的动力却是在厌男症的医治过程中发生的渴仰。
《一千零一日》,不是《一千零一夜》。
两本书在影响力方面当然也一显一隐,截然不同。1981年,《一千零一日》才有了一个节译的200页中文本,被视为《一千零一夜》的姊妹篇,由香港翻译家杜渐自英文选本转译而来。我上世纪末读大学时在图书馆里看到,还认为是自己熬夜目炫或许呈现错觉看错了。九十年代初,甘肃少年儿童出书社连续出书了从阿拉伯原文17卷本150万字直译而来的10册《一千零一日》。书号各册独立,而前五册首印六万,后五册仅有万七。我花了数年时刻,有在网上觅得,存收藏章和索书标签;有在打折书店偶获,数册封底粘有条形码和价格贴纸难以除掉,不知是书店、书商或是出书方所为——总算攒全了十册,又花了几年时刻,才连续读过一通。
盛文强:那条叫“唇唇”的鱼游向了图册深处
山东半岛有一句撒播甚广的谚语:“加吉头,鲅鱼尾,鱽鱼肚皮唇唇嘴。”这句谚语说的是四种鱼类的甘旨之处。加吉头,是指真鲷的头部脂肪含量丰盛,香浓可口。鲅鱼是指蓝点马鲛,鲅鱼尾则是指鲅鱼的尾柄,这是鲅鱼游动时的“推进器”,肉质健壮而又鲜美。鱽鱼指的是带鱼,鱽鱼肚皮也即带鱼的中段,时人以此为甘旨。
这则谚语的难点在于最终的“唇唇”,听说这种鱼的唇部味美,端上桌来,老饕先照着鱼唇下箸。至于唇唇是什么鱼,却一向没能搞清。翻阅材料查找,和相关研讨者评论,也无所收成,只能暂时放置。事有恰巧,最近淘到一部出书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旧书《黄渤海习见鱼类图说》,是张春霖、成庆泰等老一辈生物学家编纂的鱼类图册,装帧颇精美,书脊包布,精装小开本。翻到“黑鳍髭鲷”的页面,赫然标示着“唇唇”的俗称。该书作者有很多郊野查询的堆集,所列的俗称颇能接续旧时传统,且其时尚有丰盛的黑鳍髭鲷种群,能够归入“习见”之类,这个答案应该是较为可信的。
《黄渤海习见鱼类图说》,书中的鱼,总算游进了常识的深海。
由这部图册动身,又翻检山东半岛一带的方志材料,发现一种“重唇鱼”,疑即“唇唇”的前期版别,由书面的“重唇”到白话的“唇唇”,或为腔调的讹谬,无意中由庄变谐。清光绪《日照县志》的“嘉鲯”条目下附有重唇鱼:“又有口丰者曰重唇”。嘉鲯又叫加吉鱼,学名真鲷,可见重唇鱼和真鲷类似,仅仅鱼口较为饱满。民国版《莱阳县志》载:“重唇状类嘉鲯,而色黑味次,唇部较腴。”这句记载是说重唇鱼和嘉鲯形状附近,但色彩黑,口味略微差劲,但唇部丰腴。民国《牟平县志》亦载:“重唇,唇厚若二唇堆叠,故名,其味之美在唇。”这是说重唇鱼的嘴唇有两层,味道鲜美。民国版《山东省渔民歌谣集解》的注解也说到:“重唇鱼即鹰鱼鲷,为鲷之一种”。归纳比照这些当地史料,重唇鱼的形状特征也可与黑鳍髭鲷符合。
黑鳍髭鲷是一种近海肉食性鱼类,常常出没在砂石底的礁区,喜食螺贝和小鱼。黑鳍髭鲷和真鲷形状挨近,呈长椭圆形,背部有棘刺,最明显的特征是其唇部层叠,故而又叫重唇、唇唇。跟着渔业资源的损坏,现在现已很少见到黑鳍髭鲷,“唇唇”的俗称更是少有人知了,甚至有人误认为“唇唇”是唇部更为丰盛的淡水鲶鱼。
一种鱼类离咱们远去,与之相应的当地性常识也随之晦暗不明。海洋益发空阔,想来令人惆怅。
李子纂:念兹在兹者,终有读完之日
大约在小学的时分,我不知从哪里取得一本关于辛弃疾的小册子——《青兕英雄传》。读罢,我被辛弃疾的忠义和勇敢感动。尔后,辛弃疾的形象就久久不能去怀。而我也总想找到更多关于他的书来阅览。
后来,在课本里,在其他词选中读到辛词,就更想具有一本稼轩的词集了。但我从小日子在大山里,虽在县城上了中学,但县城无文化气氛,要得读一优异版别,也不简单。上大学后,我有段时刻在图书馆保存本室勤工俭学,在收拾书架时,看到架上几册现已落灰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此书我已听师友们说起,说是好注本,所以就在空余阅览起来。我第一次具有这部书,是在大学挨近结尾时,那时校园图书馆剔除了一些副本量巨大的旧书,放在图书馆大厅供师生贱价选购。我就有幸选到一册《稼轩词编年笺注》,草绿色的封面,满铺花草纹样,显得极为高雅。虽是旧书,拿在手里,却显得柔软极了。尽管略显残缺,却毫不影响阅览。这本书在结业时被我带回贵州老家。而我久在外地,回家的时刻很短,所以它又一次蒙尘案头。
《稼轩词编年笺注》,我仍是喜爱旧版的小斑纹,不会太招眼。
不过,稼轩词集总还需再购一册,以便随身阅览。后来上海古籍出书社出书了《稼轩词编年笺注(定本)》,我又将它请回家中。这次的封面,色彩偏蓝,纹样更为粗大。与旧版比较,我仍是喜爱曾经那样的小斑纹,不会过分招眼。不过新版别也有优点,内容上作了不少修订,更为齐备。
前些年拟作铅山之游,预备将此书再好生翻阅一回。而我读书缓慢,直至铅山之行后数月,方读毕此书。邓先生写作此书,数易其稿;而我读此书,不时中止。但念兹在兹者,终有完结之日。
采写/李阳
修改/李阳 罗东
校正/薛京宁